北喬
  從《大紅燈籠》《曹雪芹》到《元培校長》,周映辰導演的音樂劇創作理想愈加明晰而成熟。《大紅燈籠》和《曹雪芹》著力解決音樂劇的“水土不服”,尋找健康成長的土壤,屬於用世界的眼光來觀照本土音樂劇的生長。而《元培校長》以本土音樂劇的獨有品質與世界性審美展開自信對話,凸現中國本土音樂劇的個性化魅力和旺盛生命力。對周映辰個人而言,三部戲三級大臺階,讓我們看到了本土音樂劇導演的快速成長。而之於中國本土音樂劇的發展史,周映辰堅實的腳步和引領的姿勢,是一種光榮的綻放。
  《元培校長》依然堅定地運用“中國敘事”作為一劇之魂,生髮和飽滿中國元素,以民族文化營養音樂劇的成長。尤其是經過《大紅燈籠》和《曹雪芹》的探索,周映辰深刻體會到,本土音樂的根在於對中國文化的參透與體悟,對中國諸多舞臺藝術的借鑒與融合,對中國精神敘事的挖掘與傳承。在某種程度上,這兩部戲更多的是周映辰懷揣西方音樂劇的文化概念和藝術形象,精心培育中國種子的中國音樂劇。換而言之,她用力於中國音樂劇的自在生長,盡可能張揚本土藝術的意味。到了《元培校長》,她更多的是註重本土與世界的互動,以更開放的思路來創作,以更自信的藝術來呈現。
  《元培校長》以蔡元培1916至1927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經歷為線索,串聯起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精彩故事和人物群像,情節更具故事性,音樂更具愉悅性,舞蹈更具衝擊力,演唱更具感染力。周映辰調動一切利於音樂劇的藝術元素,打造屬於她自己又頗受歡迎的音樂劇敘事。當然,最引人註目的當是“搖滾元素”的加入。無論是認同的,還是嫌搖滾得不夠勁的,人們都承認搖滾是這部戲強度最大的興奮點。但我更願意體察周映辰對這部戲整個構思的文化審美和精神意象,以及對於中國音樂劇創作的啟示。
  周映辰是一個有想法的導演,而這一切想法,源於她對於音樂劇的精到理解和對中國文化的靈性感悟。如果說《大紅燈籠》講究的是意象,《曹雪芹》描述的是意境,那麼《元培校長》張揚的是意味,此種意味集中體現了周映辰的創作悟性。她回到歷史現場,洞察了20世紀初的蔡元培的心靈坐標、北大的精神風範和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文化浪潮。那是一個西學東進、新舊文化搏鬥的文化生態,整個社會在沉悶中涌動,在死板中充滿想象,在混亂中衝動無限可能。周映辰正是精確地把握到這一時代的文化和精神脈象,並藝術地融合進創作之中,最終讓這部戲生成了特色之象和內在之魂。周映辰的智慧之處在於以時代的特質推進藝術創作的自由度。
  如此一來,搖滾已不是元素那麼單一,而是對一個時代、對一種文化生態的意味性映射。那個時代,那樣的文化生態,在本質上與搖滾是一致的。搖滾不再是元素,而是一種文化的揮灑、一種精神象徵、一種情緒的流動,所以才有了“搖滾不是釋放,是解放”的宣言。
  北大的新文化運動思潮,蔡元培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並包”,在內理與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是一致的。周映辰以此為發力點,讓《元培校長》的敘事與那個時代一樣充滿無盡的想象力和無限的可能。所以,翰林、西服、校長三個蔡元培意識流式地出場,今天的大學生與20世紀北大學子的穿越歌舞,演員的歌舞集時代性、當下性和想象性於一身,既讓人恍如走進歷史身臨其境,又享受現代性的鮮活。
  可以說,該劇的成功之處在於周映辰以準確的文化定位、智性的藝術融匯、靈動的創作行為,建構了自己的音樂劇敘事,以中國文化種子的力量,讓本土音樂劇驕傲地走進世界音樂劇之林。無論是她導演的三部戲,還是以點入面,都應合了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”的中國式智慧。而且,周映辰也以個體的努力,推動中國音樂劇的激情行進。多年來,她一直致力於音樂劇的教學和推廣。同時,她又擔任音樂劇的製片人和導演,走出課堂走向舞臺。教授、導演、製片人,三者合為一體,讓她走得有底氣,有力度,更有廣闊的視野和精細的步伐。
  從《元培校長》,我們看到了本土音樂劇的特點,更看到周映辰這位導演對本土音樂的赤誠與執著、努力與貢獻。更重要的是,《元培校長》為我們音樂劇的前進提供了一個參照的坐標和動力。  (原標題:《元培校長》:搖滾不是釋放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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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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